邪教是伴随人类而产生并对人类进步施加负面影响的社会毒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与邪教斗争的历史。目前，我国反邪教取得举世瞻目的成就。但面对的反邪教形势比任何时期都更复杂，任务也更艰巨。本文对我国古代反邪教实践进行疏理，以期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当前反邪教具有启示与实践意义。

一、我国史前反邪教简述 

　　据《礼记·表记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流传较广的我国《易经》，就是以占卜形式出现的中国古典哲学著作。在史前，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只有集体劳动方能生存。与此相适应的宗教就成为超自然的“神”，人们在利用自然以获取生存资料的过程中，奉行生死由命。这就是天命论。而把与此意识不相融的思潮视为异端邪说，把异端邪说的践行者视为邪教，人人得而诛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入，有了剩余产品。部落的首领们占有和支配这些剩余产品，就出现了贫富差别。当时的宗教，也因此分化为正与邪两种教派。为公与为私，成为正与邪斗争的分水岭。

　　殷商与周时期，统治者以巫觋、卜祝作为沟通人与鬼的媒介。其国家体制大多为政教合一，巫卜与史官在国家官僚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说：“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政教逐渐分离，史官重现实，着眼于人世，其地位不断上升，巫卜在国家政制中的地位迅速下降，最终史官文化排斥了巫祝文化。职业的巫师也就从官僚的位置滑落到民间，成为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福禳灾的术士。他们为了生存，亦利用统治者的迷信心理，游说王侯，混迹官场。

　　这时的术士，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邪教特征。他们从意识形态上是极端唯心主义，从行为上是骗取钱财为目的。一部分术士势力增大后有了自已的团体，就有了图谋国家政权的企图。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秦王朝，其君王秦始皇就因祈求长生不老，相信巫邪之术，服用邪术有毒的丹药而暴病身亡。兹事发生，使人们对巫邪术士有所警惕，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曾以“为妖言以乱黔首” 的罪名坑杀侯生、卢生等460余方士，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儒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坑儒”事件。而其背景则是最高统治者迷信这些方士、术士而深受其害。

　　二、历代反邪教实践 

　　从秦灭六国，建立统一的国家起，没落贵族就伺机恢复其诸候统治。他们大多以邪教教义来迷惑民众，为其政治图谋服务。也是从这时起，反邪教斗争就风起云涌，从不懈怠。其中典型的反邪教斗争主要有：

　　　1.汉代太平道教作乱 

　　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八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张角势炽，遂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杀人以祠天。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该教的另一分支——“天师道” 早年入蜀修道，“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因受道者须交米五斗，故称作“五斗米道”，统治者称其为“米贼”。 后世因尊其创始人张陵为“张天师”，故其教又称作“天师道”。由蜀入秦，占有汉中，势指全国。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师道的势力渗透到各个政权体系中。如西晋赵王伦的废立，刘宋刘劭之弑逆，孙恩、卢循起义，北魏太武帝之崇道灭佛与崔浩家族信奉天师道有着直接的关系，南北朝之世家大族亦多有天师道世家，尤其是在以当时所谓高文化的士人阶层更是作为一种时尚在流行，甚至以书法著称的王羲之、王献之家族，亦与天师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书法成果。

　　统治者则予以强力镇压，以稳社情博民意。

　　2.隋唐时期反邪教 

　　隋唐时期邪教活动猖獗，统治集团为了政权稳固，由皇帝颁诏，抵御邪祸。唐除以“令”规范宗教事务外，还十分重视以刑事立法的方式打击各类利用宗教制造动乱的犯罪。从其“造妖书妖言罪”中，亦可看出端倪。该法规定： 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造，谓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顺者。【疏】议曰：“造妖书及妖言者”，谓构成怪力之书，诈为鬼神之语。“休”，谓妄说他人及己身有休征。“咎”，谓妄言国家有咎恶。观天画地，诡说灾祥，妄陈吉凶，并涉于不顺者，绞。

　　3.宋朝时期反邪教 

　　宋代统治者多次颁诏，禁止民间传习天文、星算、相术、图谶。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兖州“有州卒自言得神术，能飞行空中，州人颇惑。（杨）琼捕至，折其足，奏戮之。众伏其明” 。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从本质上说，亦具有邪教性质，史称： 初，方腊生而有妖异。一日临溪顾影，自见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负，遂托左道以惑众。

　　南宋的钟相、杨么起义，其本质仍具有邪教性质。钟相，鼎州武陵县人，无他技能，善为诞谩，自号“老爷”，亦称“弥天大圣”，言有神通与天通，能救人疾患，阴语其徒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寇遂猖獗，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雠隙之人。谓贼兵为“爷儿”，谓国典为“邪法”，谓杀人为“行法”，谓劫财为“均平”；病者不许服药，死者不许行丧，惟以拜爷为事，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 钟相打着“均平”旗号，利用人民群众的良好意愿，贿赂官府，为个人敛财“家赀钜万”，成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手段。这恰恰是古今中外各种邪教的共同特征。鉴于这类情况，南宋统治者也先后颁布了一些禁止利用神鬼、巫术迷惑百姓的法令。

　　4.明清时期反邪教 

　　朱元璋最初跟随郭子兴的红巾军，成为白莲教中一分子。其建立的大明政权，亦与白莲教有关。但在取得政权之后，即公开谩骂白莲教是“妖术”、“妖言”，在其颁布的《御制大诰三编》中，对信仰弥勒者提出警告。《大明律》中，增加了“禁止师巫邪术”的条款，这是历代正律所没有的。《大明律》规定： 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名色，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间春秋义社，以行祈报者。

　　《大清律例》在制定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保留了《大明律》的上述法条，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修律，曾增加三条小注。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呈报，并于三十七年会议颁行并增补的条例，正式引入“邪教”的概念，从此邪教成为一项罪名。邪教惑众，照律治罪外，如该地方官不行严禁，在京五城御史，在外督抚徇庇，不行纠参，一并交与该部议处。旁人出首者，于各犯名下并追银二十两充赏。如系应捕之人拿获者，着银十两充赏。

　　凡传习白阳、白莲、八卦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咒语，拜师传徒惑众者，为首，拟绞立决；为从，年未逾六十及虽逾六十而有传徒情事，俱改法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坐功运气者，杖八十。

　　　三、我国古代反邪教的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盘圆水圆，孟方水方。邪教的产生是与所谓“正教”同源，与古代的巫术、占卜、相术等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形形色色的宗教，无不打上邪教“基因”的烙印。关键是执政者善加引导，使其木直中绳，不使“出轨”。随着时代的发展，到元末之后，明清时期，正统的宗教占据一定地位之后，一些不被政府认可的宗教逐渐遭禁，这些教派进而转为地下活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邪教。历代对邪教的打击，从不手软，严刑峻法决不容情。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当政者重视立法，以法禁邪反邪比较彻底时，也是社会安定，人民乐业的繁荣期。反之，就会造成社会动荡，人民受荼，百业凋蔽。

　　启示之二，邪教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直接原因之一。它总是在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变革迅猛时兴风作浪。这既有邪教势力利用社会矛盾，迷惑人民群众，制造动乱，伺机夺取政权的性质；也有人民群众利用邪教为掩护，发动群众，揭杆起义，反抗暴政的内容。但从历史看，是以前者为主，而后者若不能及时摆脱邪教势力的操纵，最终也势必走向反面。

　　纵看历史长河，邪教得以发展并成气候，是与统治阶级上层，或一些具有集团势力的社会组织的支持、参与、利用分不开的。尤其是一些政治势力为达到其夺取政权的目的，利用、操纵邪教，制造动乱。这是当前执政者尤其应当注意和警惕的动向。

　　启示之三，邪教首领与一般信奉者的关系是解决邪教问题的关键。对利用邪教势力聚敛钱财，坑害百姓，制造动乱的邪教教首，应像对待黑恶势力和制毒贩毒一样，严惩不贷；而对一般信教群众，则应以教育转化为主，坚持用科学方式，帮其脱离邪教；以帮助其发展生产，增强摆脱邪教的勇气为主。只要他们不再危害他人，危害自身，危害社会，就要持之以恒长期帮扶，使其真脱邪不反复。

　　启示之四，秦汉时期，“执左道罪”通常被处死刑。隋唐连坐制度也应用在“造畜蛊毒罪”，本人处绞刑，且连坐“同屋而住”的家人及乡邻。犯“造厌魅及造符书咒诅罪”而欲以杀人者，则比照谋杀罪，减二等处罚。唐朝时，根据违法行为的后果严重程度分别定刑，“造妖书妖言罪”、“传用妖言妖书罪”处绞刑或流刑，“私有妖书妖言罪”处徒刑或杖刑。明朝时区分首从犯定罪量刑，“师巫邪术罪”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清朝时根据国内高涨的民族矛盾，将“兴立邪教罪”、“因挟仇恨编造邪说煽惑人心罪”比照谋反、谋大逆定罪处刑。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隋唐时期立法技术高超，根据实际危害，利用比照来判刑。明朝以后开始区分主从犯，根据危害程度分别定刑，主犯一般是死刑，从犯则从轻处理或者教育警戒。除了适用死刑外，常用的刑罚还有流刑、徒刑、杖刑。这些实践，对今日之反邪教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启示之五，中国数万年的人类拓荒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表明，反邪教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有志于此者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在反邪教中，科学立法，依法反邪，首恶必惩，是除恶务净的不变法则；而对一般被裹胁群众，要区别对待，做到以教育为主、以思想转化为主、以帮助其发展产业为主，使其脱贫脱邪比翼齐飞，让其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中实现真脱邪。这是我们工作的最高境界，也是祟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