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唐连花，家住北京市密云区东邵渠镇东邵渠村，我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却因为误入了“法轮功”的圈套，如今我落得个家破人亡的境地。
1983年，我经人介绍，嫁给了本村的贾树国，婚后我们两口子感情一直很好，第二年我们就生下了宝贝闺女。那个时候，丈夫为了能多挣些钱，去了县城里打工，每周末回来一次。我身体一直就不太好，由于丈夫不在家，地里的农作物、养育孩子、照顾公婆父母的重任都压在了我一个人身上，就在那时，我落下了很多病根，胃病、腰痛病，需要常年吃药。有时候病痛难忍，夜里都睡不着觉，虽然有很多困难，但只要看到闺女懂事儿地依偎在我身边，开心地对我笑，我就什么病痛也感觉不到了。
时间一晃到了1995年，闺女上学了，家里的条件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我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但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却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一天，一个亲戚来我家串门儿，看到我一边给她沏茶倒水，一边用另一只手摁着胃，便劝我练习“法轮功”，说练习这个“功法”不打针不吃药便能治好我的病。一开始我也不相信，天下哪有这样好的东西，可以一下子治好医院都治不好的病。以后，这个亲戚就经常来我家劝我，把“法轮功”说得神乎其神，还带给我“练功”的书籍和磁带。
1996年4月，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练习“法轮功”，没想到病痛真的有所缓解，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有规律的运动和心理暗示的作用。1999年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镇里、村里的领导都来我家给我做工作，告诫我不要再练下去了。我一个农村女人也没什么主见，就不再“练功”了。可是我刚停止“练功”半个月左右，闺女就发起了高烧，无论用什么办法就是不退烧。当时农村的医疗条件还很差，可把我吓坏了。一起练功的“同修”知道后，偷偷过来告诉我说，我闺女生病是因为我脱离大法，身上“业力”又增加了，是“师父”对我小小的惩罚，只有重新练功才能继续“消业”，才能获得解脱，也能让闺女的烧尽快退下去。
愚蠢的我竟然信以为真，为了让闺女的病赶紧好起来，我又开始重新“练功”，且越陷越深。又过了几天，闺女的烧真的退了下去，当时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修炼“法轮功”上，觉得是“师父”给闺女“消业”的结果，是“师父”“法身”保佑的“福报”。之后，我为了“练功”、“消业”和追求所谓的“圆满”，每天除了在床上“打坐”、“练功”，就是外出和“同修”交流心得，再就是趁着清早或夜晚偷偷外出张贴“法轮功”宣传品“讲真相”，对家庭开始不管不问。
直到发生了一件让我一辈子都追悔莫及的事儿，我才认清了“法轮功”的本质。
2007年1月，我已经偷偷练习“法轮功”将近20年时间，这期间，我遭到了亲朋好友甚至我视为生命的闺女的反对，但我依然执迷不悟，觉得这一定是“师父”安排的，是对大法弟子的考验，决心一定要守住心性，绝不能辜负“师父”的一片好心。因此，我不但依然坚持“练功”，还执着地认为听“师父”的没错，要每天按“师父”的说法去做，就能修成“正果”。
当时，闺女刚生了宝宝，一是由于要上班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二也是希望哄孩子能牵扯一下我的精力，可以少些时间“练功”，于是就将孩子放在了我这里，由我带着。我记得那个冬天特别冷，孙女不知怎么着了凉，又发起了高烧。丈夫要把孙女送去医院，我坚决不同意，并跟他说，以前闺女发烧就是我“练功”治好的，这次也一样可以。就这样，我开始“练功”，为孙女“消业”，可两天过后，孙女的烧一点儿都没退，还比以前更严重了。我以为是自己的“功力”不够，又急忙请来几位“同修”，一起给孙女“治病”。可无论我们怎么“发功”，孙女就是不见好。这次，丈夫终于忍无可忍，给闺女打了电话。闺女赶到家后，抱起孙女就奔去了医院。
第二天，我听到了噩耗。由于送医不及时，孙女由普通的发烧转化成了肺炎，而且婴儿不会咳痰，孙女被一口痰活活憋死了。之后，闺女和女婿回家收拾孙女的东西，我像被抽了魂一样，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闺女像发了疯一样，撕扯着我的衣服，哭喊着：“你还我女儿，你还我女儿。”我还在想：打吧，打吧，打死我吧，我就是个罪人，我该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闺女。
如今，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我都感到悔恨，修了这么长时间的“大法”，“师父”也没能保护好我的孙女，我真为自己的愚昧而悔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