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招远血案的审理看中国处理邪教问题的法治精神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依法治理邪教是中国政府处理邪教问题的核心原则。一直以来，法轮功等邪教从一己私利出发，大肆攻击中国政府“非法”处理邪教，对邪教信徒进行“不公正”的“迫害”，事实到底如何？“5.28”山东招远全能神信徒杀人案的审理过程充分说明，法治精神始终贯穿于依法治理邪教问题的始终。
法律至上是法治精神的第一要义
法律是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反映，任何人或组织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中国政府对邪教问题的治理都是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下进行的，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在招远杀人案的审理中，对于张帆、张立冬等人所进行的“故意杀人罪”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两项指控都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可见，对邪教违法人员的处理是有理有据的，绝非什么政治“迫害”与“阴谋”。法律至上的原则还体现为任何人，无论出身、权利、地位如何，违犯法律都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即便是所谓的“神仙”、“教主”概莫能外。张帆、张立冬等人因索要电话号码未果将他人殴打致死，既有主观的故意，又有客观的行为，以完全构成故意杀人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他们进行依法惩罚，既是还受害者以公道，更是对法律至上原则的坚决捍卫。
公平正义是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
自古以来，法律都被看作公平正义的艺术，是法律得以普遍尊重和施行的重要前提。在审判山东招远杀人案的过程中，公平正义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庭审的公正。对山东招远杀人案的审理是公开进行的，借助于互联网等新闻媒体的传播，民众对整个案件的案情和审理都有着充分的了解。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进行了极为充分的质证，让公众详细了解了张帆、张立冬等人涉嫌故意杀人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事实、证据及其链条。这种公开的审理过程既为公众完成了一个释疑解惑过程，正是令公众信服的基础，在这种“全民目击”的情况下，任何所谓审判“黑幕”、“迫害”、“不公正”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二是判决的公正，法院方面根据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适度量刑，判处被告人张帆、张立冬死刑,吕迎春无期徒刑；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航、张巧联有期徒刑10年、7年，结果公平公正，经得起时间的推敲。
保障人权是法治精神的精髓所在
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应享有的权利，法律的制定实施，就是为了通过对人的行为加以规范，从而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价值和权利实现，无论原告、被告都享有应有的人权。山东招远杀人案的庭审中,全面听取了上诉人、辩护人、检察员、被害人亲属的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充分保障了各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在道德评判上，张帆、张立冬等人早已被众多愤怒的民众归入了“恶魔”，但在法律上，不管被告人的行为是如何恶毒与令人发指，其人权仍得以保障：如参与招远血案的1名未成年人得以免于起诉，其隐私也得到保护；庭审过程中，法庭允许9名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充分辩护；犯罪嫌疑人的上诉权利也得到充分尊重；庭审还对被告人所提“杀人行为是否为正当防卫”、“吕迎春名下巨额存款是否应当没收”等辩护意见进行了全面审查。这充分说明，在法律面前没有邪教、正教之分，更没有“神仙”、“常人”之别，中国政府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法轮功等邪教所谓的“迫害”纯属无稽之谈。
“法高于人，法大于权”是法治精神的基本体现
“依法治国”的目的在于确立法大于人、法高于权的原则，使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受个人意志的影响。“人治”与“法治”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治”以个人情感判定善恶，“法治”则以法律为准绳进行裁度，不受个人情感和其它政治因素左右。在对招远血案的判决中，对主犯吕迎春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决定受到很多民众的质疑，民众出于对暴徒凶残手段的愤怒和受害者的同情，从情感上认为吕迎春也必须处以死刑。但法院并未受民众的激愤情绪所影响，最终根据吕迎春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因素综合考虑，对其做出了无期徒刑的判决，并在二审中维持了这一判决。这种不受群体性非理性因素所左右，而以法律、理性为依据的审判，恰恰正是法治精神成熟的表现。它充分说明，在处理邪教问题上，中国政府既不会感情用事，更不会滥用权力，而是完全尊重法律的权威作用。
对招远血案的审理是一面镜子，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在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中的法治精神，在法治精神的照耀下，所有的邪教必将灰飞烟灭、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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