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作为个体的人只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分子，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因此，一般人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态度首先是相容的。而受邪教组织的精神洗脑，信徒对人类社会的态度却有一个根本的变化，由过去的相容状态会异化成排斥，甚至对立状态，他们认为自已这个群体的身份是异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是高于人类社会的精英群体。在这一点上，法轮功邪教组织表现的尤为突出，他不仅能让信徒认为他们是脱离常人未来“佛道神”群体，而且还根据需要对弟子的身份进行适时变换，使弟子更加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如果以法轮功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之日为界限，可以清晰的划分为两个阶段，而其精神控制也在这两个阶段中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第一阶段：信徒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被异化成“修炼者”与常人的关系，借此强化信徒的自我优越感、精英感
这种关系是在李洪志极力诋毁人类社会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李洪志通过“法理”反复强调，人已经变得不好了“从宇宙各个空间掉下来的”，而“地球就是宇宙的一个垃圾站”，地球有劫难也是因为人类社会极其败坏了，所以就有一次次的毁灭。而且李洪志还说，现在社会的人都已经“十恶不赦”了，也就是面临再次劫难的“危险”边缘。在此基础上，李洪志所创立的法轮功，就成了救星，得了“法”的人成为好人，也就不会有灾难，有难也跟法轮功弟子没有关系，而且通过修炼还可以成为“佛道神”，回到另外空间的天国世界中去得到永生不死。
在这一阶段，有两个关系定位被李洪志反复的论述，反复的强调。一是教主与宇宙中的所有生命是“宇宙主佛”与“众生”的关系，“宇宙主佛”安排造就了一切，处绝对支配地位。在反复的洗脑后，法轮功成员都会非常清楚李洪志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法轮功成员与其他成员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关系。这个修炼过者的含义至少包括——是修炼宇宙大法的人，是得到主佛拯救的人，是明白高层次法理超越于常人的人，是最终要成为“佛道神”的人……而常人则是没有“得法”的人，道德低下业力巨大的人，不明白或不相信高层次“法理”的人，要在轮回报应中吃苦的人……这样的定位，自然使法轮功信徒从心底里感觉到自己非同寻常。而这种自我优越感、精英感，在法轮功练习者群体中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甚至于人类基本的亲情伦理关系他们都开始漠视。当亲人阻碍他们习练法轮功时，他们便会毫不犹豫视亲人为“魔”，甚至将亲人残忍的杀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1998年2月25日，江苏省的吴德桥的妻子因劝阻其练功，被吴德桥当成阻碍其“修炼”的“魔”，用菜刀将妻子杀死。
第二阶段：信徒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被提升为“救度者”与“被救度者”的关系，法轮功信徒被彻底异化成邪教操控下的傀儡
这种身份的提升，出现在法轮功被国家依法取缔后。由于邪教组织面目的不断被揭露，法轮功已是岌岌可危难以立足。此时，李洪志迫切需要发动其成员维护法轮功。于是，李洪志开始将法轮功信徒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定位由“修炼者”与“常人”的关系，提升为“救度者”与“被救度者”的关系。这显然对信徒很好的运用了激励手段。不仅将他们说成是来自于遥远天国的佛道神、主和王，更说成是负有特殊使命来到地球上“助师世间行”，是在“主佛”“正法期间”边修炼边“救度众生”的高级生命，而且“是在救度着每一个庞大的天体大穹中的众生”。
这种不断拔高的身份定位，更使法轮功成员在不知不觉中膨胀着道德优越感和自我精英感，常人与修炼者已不再仅是名份上的差别了，而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主仆”关系，救度与被救度者之间的关系了，身份当然变得更为优越，更加的高贵，他们也当然更加愿意按照李洪志的要求“做三件事”。法轮功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变成了一种绝对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操控与被操控的关系。到了这时，法轮功信徒对于教主的言论已经不能不听，也不可能不听了，除了思想上的接受听众之外，更表现在行为上的服众——只要教主有行为上的要求，服从是唯一的选择。例如，当李洪志要求弟子舍弃和放下一切情，一切执著包括对人的肉身的执著时，弟子就能为了“护法”而捣乱滋事，围攻党政机关，搞示威静坐，甚至于用自焚的极端手段表达诉求，于是就有了一次一次报社、电视台、杂志社以及政府门前的聚集，就有了万人在中南海周围的静坐，就有了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攻击卫星，就有了自焚、“除魔”……
其实，这种拔高和提升信徒地位的做法，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许多邪教组织拉拢成员的惯用手段，更可以说是邪教性质的重要表象之一。如美国的天堂之门教，其教主爱泼怀特就声称自己是来拯救人类的外空间生命，声称自己的追随者也都是来自宇宙空间的特殊生命。当然这也仅是邪教组织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的手段之一，这手段可以让世人清晰感受到邪教组织对信徒精神控制的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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